“目前中國碳捕集與封存（CCS）無論在技術研發還是項目示范上，均已有一定成果。一旦未來國際氣候政策明朗化，碳捕集與封存技術開始大規模應用，借助在碳捕集與封存技術領域的優勢，以及過去30年中積累起來的裝備制造能力，中國具有在未來世界碳捕集與封存市場中占領一席之地的巨大潛力。”不久前，氣候組織大中華區總裁吳昌華表示。她所領導的氣候變化組織剛剛完成了一份名為《CCS在中國：現狀、挑戰和機遇》的研究報告（下稱《報告》）。

　　這份報告從政策、技術、成本、法律法規、產業鏈、以及跨國/跨行業合作等角度較全面地考察了碳捕集與封存現狀與發展，并提出“碳捕集與封存對減排的貢獻，從2020年占總減排量的3%上升至2030年的10%，并在2050年達到19%，成為減排份額z*大的單個技術”的良好愿景。

　　然而，記者了解到，由于受捕獲和封存過程中的高耗能、高成本，大規模地質封存后存在的安全隱患，以及其本身對減排的貢獻大小仍被存疑等一系列問題困擾，CCS在中國甚至q*范圍內大規模商業化推廣的前景迷霧重重，上述《報告》中提到的美好愿景，似乎難以照進現實。

　　大規模封存尚需時日

　　《報告》把CCS技術與提高能效、發展替代能源并列為減排三種重要手段。而CCS技術更關鍵之處在于，該技術是目前z*重要的過渡性減排技術。然而，根據清華大學化工系教授、中科院院士費維揚的研究，CCS的經濟性有待商榷。他指出，以當前的技術水平，二氧化碳（CO2）的捕集成本處于13到51美元/噸之間，每年處理20億噸的CO2需要100億美元。

　　目前公認的應用CCS技術的主要領域是廣大的超臨界發電廠。未捕集CO2的超臨界電廠的單位發電耗約為300克標煤/千瓦時，成本約為0.2到0.3元/千瓦時；如果采用燃燒后捕集技術，在CO2捕集率為90%的情況下，單位發電能耗將上升到400克標煤/千瓦時，發電成本則相應上升到0.4元/千瓦時。

　　對此，美國能源部部長朱棣文此前曾指出：“目前應用CCS技術將使燃煤電廠的稅負增加10億美元，并犧牲掉約1/4的能量輸出。”CCS技術應用的高能耗、高成本問題可見一斑。

　　中國目前有4個CCS示范工程,皆未實現從CO2捕集、運輸到封存三階段的完整示范。神華煤制油研究中心有限公司董事長任相坤告訴記者,一個捕集數十萬噸的CCS示范工程的投資額要數億,“而且是沒有回報的。”但他透露，神華集團6月在內蒙古鄂爾多斯剛開工建設國內第一個全流程的CCS示范工程,年封存能力10萬噸二氧化碳,投資總額2.1億元。

　　捕集后再利用不叫“碳減排”

　　數億元的資金對很多有意投資CCS項目的企業并不是小數字，但是，仍有一些企業蠢蠢欲動，欲圖從

中獲利。

　　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，目前國內已經有一些企業打起CO2捕獲后再利用的主意，紛紛將捕集后的CO2賣給下游一些以CO2作為生產原料之一的化工及食品加工企業，并稱已從中盈利。對此，費維揚告訴記者，如果CO2捕集后再利用于可降解的塑料制造業領域，那么塑料成品在未來一經降解處理，未分解的CO2仍然會在此過程中被大量排放出來。這樣一來，本質目的在于“碳減排”的CCS技術就失去了其真正的推廣意義，因此這一途徑并不可取。

　　記者此前曾實地采訪過華能北京熱電廠CCS項目，該廠的一位負責人說，該項目捕集的CO2，有一部分賣給了當地的一些碳酸飲料制造企業。眾所周知，碳酸飲料中的CO2從制取到喝入人體，始終處于未溶解的狀態，CO2隨時隨地都有可能再次排放到大氣中。“喝完后打一個嗝，這些CO2就排出來了。”該負責人這樣告訴記者。

　　根據《報告》，目前CCS系統中CO2捕集后的主要處理途徑有三種：地質封存、海洋封存和工業利用。以上所述，大規模地質封存受困于高耗能和高成本掣肘（海洋封存成本更高），捕集后再利用對于“碳減排”來說并非實至名歸的現狀下，CCS的發展前景可謂“柳暗花未明”。

　　官方態度趨于謹慎

　　國際能源署（IEA）近期發布的一份報告中認為：到2020年,CCS項目數量需到100個,投資1300億美元;其中中國和印度21個,需投資190億美元。到2050年項目數量需達3400個,投資5.07萬億美元;其中中、印190個,需投資1.17萬億美元。

　　當被問及“中國在2020年CCS示范項目是否能達到21個”時，來自國家發改委和科技部的官員均表示“不太現實”。科技部21世紀議程管理中心副主任彭斯震表示：“西方國家將希望寄托在中國，認為中國有利造業優勢，只有中國大規模示范才能降低成本，這是不切實際的。”

　　彭斯震參與了《CCS在中國：現狀、挑戰和機遇》報告的撰寫工作。他表示，目前CCS技術尤其是其中的封存技術，尚處于研發、示范階段，離大規模運用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。而更重要的是，對CCS技術的需求還存在著政治上的不確定性。他進一步解釋說，人們積極開發CCS技術源于這樣一個假定：為實現q*升溫幅度不超過2攝氏度，就要在2050年q*溫室氣體減少一半，CO2濃度控制在450ppm（百萬分之一）以下。但目前，這一結論尚缺乏充分的科學依據。源于此結論而出現的CCS技術，也就顯得并非那么理由充足。

　　國家發改委應對氣候變化司副巡視員孫楨表示，目前，政府對于CCS的態度是“既積極又謹慎”。他提醒說，應避免在應對氣候變化的q*行動中，CCS技術的開發利用導致發展中國家承擔不合理的義務。他認為，對于CO2減排工作，政府更加側重的是發展可再生能源，以及未來將實施的碳稅和碳交易制度。

　　對于業界所期待的在即將出臺的《應對氣候變化“十二五”規劃》中，能將推進CCS應用作為一項重要內容，孫楨明確表示，鑒于CCS目前在國際和國內的發展現狀，政府目前并未對此有相應規劃。

　　國家發改委應對氣候變化司對外合作處處長蔣兆理指出，政府完全贊成將發展CCS作為碳減排的一個重要選項，但從目前的形勢來看，要促進CCS的大規模推廣應用，還需要各個層面“更聰明、更有成效”的行動，因為按照目前的技術方案，大規模推廣CCS將付出巨大代價。

　　z*現實選擇——CO2驅油

　　事實上，CCS在中國的前途并非一片渺茫。業界眾多專家均對記者一致表示，鑒于目前的現實，通過二氧化碳驅油（EOR）來提高石油采收率和用于產品生產，更適合目前的中國國情。氣候組織的《報告》中指出，一般而言,每注入2.5至4.1噸二氧化碳能增產石油1噸。而蘇北油田的CCS經驗表明,累計注入4490噸二氧化碳,每注1噸增產達到2.39噸,累計增產原油1.07萬噸。項目累計投入684.5萬元,原油銷售收入1722萬元,投入產出比1.0∶2.5。

　　中國石油大學提高采收率研究中心教授李明遠說,驅油技術在美國已相當成熟,在我國已開展了小規模的應用,而用CCS捕集的二氧化碳來驅油具有廣泛的應用前景和收益來源。“但就CCS技術的其他應用領域來說，還是宜作技術儲備，并不適合大規模推廣應用”。李明遠表示。